棋盘之上,楚河汉界,曾是智慧与谋略的纯粹战场;棋盘之下,利益与诱惑,却让千年象棋文化陷入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。
2023年4月,一段12分钟的录音在象棋界掀起惊天波澜。两位中国象棋特级大师王跃飞与郝继超的通话记录被曝光,内容涉及买棋、卖棋、软件作弊和操纵等级分,其中多次提及当时连续十年等级分排名第一的“外星人”王天一。
这段被称为“录音门”的事件,不仅导致包括王天一、赵鑫鑫、汪洋、郑惟桐在内的多位全国冠军被终身禁赛,更让整个象棋行业的赛风赛纪问题暴露在公众面前。
“录音门”事件的调查结果令人震惊。国家体育总局棋牌中心副主任盖红艳在2025年初的通报中指出,41名违规人员因买卖棋问题受到处罚。
这些违规行为时间跨度长达十余年,从2012年持续至2023年,由早期的“人情棋”“默契棋”逐渐演变为直接的买卖棋。
调查显示,有的运动员为取得“特级大师”等级荣誉称号,在全国个人赛期间与多人提前安排比赛结果并协商价格;有的运动员为晋升运动健将,通过中间人买通队友和对手。
这一系列违规行为的背后,是一个已经形成的利益小团体,甚至有中间人参与其中,充当买卖棋掮客。
在“录音门”事件发生前,象棋职业棋手的收入状况本就引人关注。与围棋相比,象棋大师的收入存在巨大差距。
2024年“天天象棋杯”象棋大师邀请赛,第一名王禹博夺冠收入为52.93万元。这在高规格的国内象棋赛事中已属丰厚。
而反观围棋领域,2024年度中国围棋国手奖金榜显示,排名第一的李轩豪奖金总额达383.3万元。
这种收入差距并非个例。象棋赛事的奖金普遍较低,即使是高规格的国内赛事,冠军奖金多在50万元左右,国际大赛冠军奖金一般在30万元左右。
而围棋国际大赛的冠军奖金则丰厚得多,应氏杯冠军奖金高达40万美元(约291万元人民币)。
对于普通象棋职业棋手而言,收入状况更为严峻。一名象甲主力选手的年收入大约在四五十万元人民币。
在“录音门”事件之前,象棋职业棋手的收入主要来自几个方面:赛事奖金、象甲联赛的对局费和工资、商业活动收入以及象棋教学。
据象棋大师才溢透露,象甲联赛中,对局费的标准因队伍而异:“赞助商比较雄厚的队伍,知名棋手赢一盘可能是2万块钱。而普通大师,赞助商也没有那么雄厚,可能赢一盘也就4000块钱。”
对于没有编制的真正职业棋手,他们的生计更为艰难。棋手王昊在2025年已获得六个比赛冠军,总奖金达到58000元,加上其他未夺冠的赛事奖金,年收入约七八万左右,再辅以私教陪练等收入,月均约二万元。
“录音门”事件中,等级分制度成为问题的焦点。王跃飞在录音中自称“是做生意的人”,而他们商议的生意正是通过买卖棋操作等级分。
等级分由中国象棋协会负责统计,每半年公布一次排名。等级分越高,赢棋加分越少,失败减分却较多。
更重要的是,商业价值与等级分直接挂钩。棋手自由流动时,等级分是决定一个选手身价最重要的依据。
中国象棋的等级分制度还有一个特点:高排名选手赢下排名靠后的选手,只能赢得很少的等级分,而一旦战平或负于排名靠后选手则会损失大量等级分。
加上象棋有“和棋”结果,一些棋手使用“和棋谱”固守求和,使得高排名棋手即使面对排名靠后的对手,也难以保证稳定赢棋。
“录音门”事件对象棋职业棋手,尤其是男子象甲联赛棋手造成的损失是多方面的。
最直接的是联赛停办带来的收入损失。据棋手王昊表示,“录音门”的影响导致联赛停办,职业棋手的收入大幅压缩。
其次,整个行业的信誉受损,导致商业价值下降。当比赛公正性受到质疑,赞助商的投入意愿必然降低。
此外,多位顶尖棋手被禁赛,导致竞争水平下降和观赏性降低。近十来年的全国冠军,除谢靖、徐超等少数人外,几乎全被通报处理。
面对危机,象棋行业正在寻求变革。中国象棋协会已经重新修订了《中国象棋协会纪律准则和处罚规定》,出台了《中国象棋协会赛场管理规范》。
同时,技术手段也被引入防范作弊。全国赛事已全面启用AI实时监测系统,在棋盘下安装传感器和动作捕捉设备,结合大数据分析建立选手行为模型。
对于象棋职业棋手而言,拓展收入来源至关重要。即使在“录音门”事件之前,一些顶尖棋手也已通过直播和象棋教学来增加收入。
如许银川虽不再参加比赛,但通过直播带货获得了可观收入,只不过这种模式已偏离职业棋手的本质。
象棋职业棋手王昊在2025年已获得六个比赛冠军,总奖金仅58000元。而围棋世界,李轩豪同年凭借一个梦百合杯冠军就揽入180万元。
“录音门”事件如同一面镜子,映照出象棋运动发展中的深层困境。棋牌中心副主任盖红艳坦言,违规行为自2012年至2023年存在长达10余年,由“人情棋”“默契棋”逐渐演变为买卖棋,成为阻碍象棋运动健康发展的顽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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